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职业教育的发展，亲自设计职业教育改革发展蓝图，形成中国特色政府主导型职业教育发展模式。

1.高规格会议和文件展开顶层设计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召开了八次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国务院颁布了一系列职业教育改革的重大文件。这些战略性和纲领性文件一脉相承，体现了“以服务发展为宗旨，以促进就业为导向，走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之路，培养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人才”的职业教育发展思路。2021年4月12—13日，全国职业教育大会胜利召开。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以党中央名义召开的第一次全国职业教育大会，具有里程碑意义，明确了职业教育发展的新阶段、新理念和新格局。习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李克强总理的重要批示、孙春兰副总理的重要讲话等，更是高位引领、影响深远。

党的十九大召开后颁布实施的职教20条，是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建设现代化经济新体系，实现教育现代化2035目标的重大措施；是新时代职业教育的顶层设计和施工蓝图；是改革开放以来职业教育一以贯之和不断发展的又一个改革集结号；是教育体制机制改革的重大突破；是各地各部门组织实施职业教育的“行动指南”。职教 20条从职业教育制度体系、国家标准、产教融合、 多元办学、人才保障、质量评价等多个维度，构建了职业教育体制机制的总体框架，指明新时代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方向和举措。

2.政府提出连续三年“高职扩招”和扩大社会培训计划

自2019年以来，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连续提出，高职要完成每年扩招100万、三年扩招300万的任务，也提出了2019年面向社会各类人员完成1500万人次技能培训的要求。通过高职扩招，国家加强对退役军人、下岗职工、农民工和新型职业农民的培养和培训力度。国务院办公厅颁发了《职业技能提升行动方案（2019—2021）》提出，用3年时间，从失业保险金中拿出1000个亿，培训5000万人次。“扩招”和“扩训”的动员令，是将职业教育和培训放到了关乎国家稳定和促进就业的重要高度，“育训结合”成为职业院校发展必然走势。职业教育和培训面临着重大挑战和历史机遇。

3.加快推动《职业教育法》修订

《职业教育法》自 1996年颁布并实施迄今25年。全国人大曾于2015年进行了大规模执法检查。修订工作自2008年提出以来备受各界关注。2021年3月，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职业教育法》修订草案，对产教融合和校企合作、支持社会力量举办职业学校、促进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学业成果融通互认等作了规定。会议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职业教育法》修订将为职业教育发展发挥更长远的保驾护航作用。

4.一系列项目成为国家战略

中央政府部署一系列具有战略意义的国家级项目，职教20条对新时代职业教育进行顶层设计。

“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是继“示范校”“骨干校”“优质校”政策之后，国家出台的又一项支持高职教育内涵发展的重要举措。“双高计划”是落实职教20条的重要支柱，舞动改革龙头，以高质量发展为主旋律，服务国家重大战略，融入区域经济社会，精准对接地方高端产业和产业高端，使高职做到“当地离不开，业内都认同，国际可交流”。

“学历证书+若干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制度试点，即1+X证书制度，是新时代职业教育完善体系、凸显类型特色、深化产教融合、健全国家标准、构建资历框架、提升治理水平的重大改革和创新举措。

“教师教学创新团队”是新时代职业教育“双师型”教师队伍中的一个新增长点。高水平、结构化教师教学创新团队，将聚焦战略性重点产业领域和民生紧缺领域，为培养和培训高水平、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提供有力保障。

培育数以万计的“产教融合型企业”是促进教育链、人才链、产业链和创新链融合的有效举措，是支持企业举办高质量职业教育的重要项目，是推动企业依法履行实施职业教育义务，形成校企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改革。

“学分银行”和国家资历框架制度是助推技能人才终身学习、持续成长的有效手段，是完善全民终身学习体系，建设学习大国的迫切需要。

5.完善国务院职业教育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

国务院建立和完善统筹协调机构，有利于发挥政府统筹、协调与推动作用，形成教育、产业、经济、科技、劳动、就业和扶贫方面的合力，为职业教育改革创新提供重要的制度保障。2004年，教育部等七部门组成的职业教育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正式建立。经过14年的发展，2018年，国务院同意建立国务院职业教育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进一步增强中央政府统筹职业教育的高度、力度和效度。

为加强对职业教育的领导，落实中央对职业教育的部署，我国形成“分级管理、地方为主、政府统筹、行业指导、社会参与”的管理体制。按照这一管理体制，教育部等行政部门发挥职能主导优势，与相关部门协同作战，在国务院规定职责范围内，分别负责有关职业教育工作，创造性引领职教20条各项目落地。

1.“双高计划”是落实职教20条的重要举措

教育部和财政部联合发文，先后出台了7个文件，包括1个意见，2个办法和4个通知；部署了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建设的“一加强”“四打造”“五提升”十项改革发展任务和高水平专业群的九项建设内容与实施举措。

2.1+X证书制度试点是职教20条的一大亮点

2019年4月，教育部等四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在院校实施“学历证书+若干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制度试点方案》。1+X证书制度是一项促进技术技能人才培养培训模式和评价模式的改革，需要政府、企业、行业和学校协同推进；需要政策、实践、理论相伴相随。教育部会同有关部门制定了政策文件，出台了多个管理办法，如证书监督管理办法（试行）、试点工作指导意见，培训评价组织遴选与监督管理办法、证书考核成本上限方案、证书编码规则及参考样式、标准开发指南等技术规程等。

3.多措并举打造“双师型”教师队伍

“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是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基础，也是落实《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意见》的具体体现。教育部、发改委、财政部和人社部四部门联合印发了《深化新时代职业教育“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改革实施方案》，确定了到2022年，职教“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的数量目标，提出12个方面的改革措施，旨在提升职教师资素质，突破教师管理藩篱。为保障“教学创新团队”建设，教育部还制订了《全国职业院校教师教学创新团队建设方案》，由教师工作司负责落实。

4.“提质培优行动计划”将职教20条落实落细

为切实贯彻职教20条，2020年9月，教育部等九部门颁发《职业教育提质培优行动计划（2020—2023年）》（以下简称“提质培优行动计划”），确立“育人为本、质量为先，固本强基、综合改革，标准先行、试点突破，地方主责、协同推进”的原则，从立德树人、完善职教体系、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健全职教高考、“三教改革”等十个方面提出27项举措和56个重点项目，使职教20条各项任务更加落实、落细、落小，并拓展和深化其内容和措施。 

地方政府担负着落实职业教育的主要责任，在与中央的合作、协同和博弈中推进，实现“任务项目化，项目清单化”，统筹协调组织落实区域职业教育。

1.地方政府以会议和发文落实中央部署

职业教育改革发展主责在地方。职教20条实施后，各省级层面积极配合中央关于职业教育的部署，纷纷召开职业教育大会，出台地方版职教若干条。如河北省于2019年3月印发《河北省职业教育改革发展实施方案》，被称为“河北职教30条”。江苏省2019年5月印发了江苏省贯彻落实《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一年后又出台《江苏省职业教育质量提升行动计划（2020—2022）》，被看作是江苏版职教20条。

2.各地政府与教育部签订备忘录

职教20条颁布后，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与教育部签订备忘录，根据各地实际，因地制宜确定目标和发展路径。例如，广东省提出通过学分互认、招生就业、师生交流、培养培训和技能竞赛等，服务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再如，河南省紧紧围绕国家粮食生产核心区建设，重点支持涉农专业、学校和县级职教中心。

3.部省共建职教创新发展高地

为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和主责作用，教育部按照“面点交错”的方式，在省份、经济圈和重点城市中选择有代表性地区进行试点。比如已经签约的省份中，东部以山东为代表，中部以江西为代表，西部以甘肃为代表；选择的经济圈有江苏的苏锡常和浙江的温州、台州，重点城市选择了深圳、厦门和成都。

4.积极落实“提质培优行动计划”

“提质培优行动计划”以“提质培优、增值赋能”为主线，将56个项目落地落实，由31个省份自愿上报。以教育部门主导的项目看，目前，已经有4500多家单位承担“提质培优”任务，全国总布点超过12万，将撬动地方行业企业投入3000个亿，其中省级财政超过400个亿。“提质培优行动计划”转变学校发展势态，从以政府推动为主向院校自主型转变，从规模扩张向内涵建设转变，从相对封闭办学向全面开放转变。

5.各地创新举措，高职院校百万扩招取得阶段性进展

2019年，职业院校在任务重、时间紧的情况下超额完成扩招任务。2019年，高职共扩招116.5万人，普通专科增长114.8万人；五年制高职阶段学生增长1.7万人，其中社会生源约占10%。高职三年300万的扩招，不仅缓解结构性招工难，还拓展高职院校在服务、保障和扩大社会就业创业方面的积极效能。

6.省级政府根据国家级项目，配合实施相应省级项目

以“双高计划”为例，全国入围“双高计划”的学校只占13.8%，大部分省份实施了“省级”的“双高计划”。福建省2020年11月启动省级“双高计划”建设，囊括中职和高职，其中在高水平职业学校建设中，建设10所高职和30所中职；在高水平专业建设中，建设20个高职专业群和90个中职专业群。为创建国家—省—学校三级教学创新团队体系，江苏省培养26个省级高职院校职业教育教师教学创新团队和30个省中等职业教育教师教学创新团队。四川省公布了首批30个省级职业教育教师教学创新团队名单。

学校和企业是职业教育办学主体，它们通过改革创新，层层落实任务，在以项目为载体的协同治理体系中，发挥了基础性和决定性的重要作用，做到“规定动作高质量”“自选动作有特色”。

1+X证书制度试点工作中，培训评价组织是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和标准建设的主体，到目前为止已经有350多家企业已经通过严格的评审，进入培训评价组织的国家梯队中，约有470个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标准新鲜出炉。当然，试点初期，难免有企业因追求商业利益而导致资金不到位、收费不明、鱼龙混杂等情况。政府主管部门需要加强统筹，严格审批和监督指导，边实践边完善。

开展示范性职业教育集团（联盟）建设是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重要抓手，有利于激发学校办学活力，发挥教育集团成员单位中行业企业的作用，促进创新链、产业链、人才链和教育链深度融合。

校企合作开发专业活页式教材是企业与职业院校深度融合的重要形式，“提质培优行动计划”提出，到2023年，遴选10000种左右校企双元合作开发的职业教育规划教材。

实施校企人员双向交流、产业导师制等，是企业师傅和学校教师深度交流的重要途径，有利于调动校企双方积极性，打通校企人员双向流动渠道。

建设培育数以万计的“产教融合型企业”是职教20条提出的目标，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深化教育改革，打造技能强国的重要举措。由发改委牵头，已在全国遴选出一批试点培养的产教融合型企业，给予“金融+财政+土地+信用”的组合式激励，并按规定落实相关税收政策，使他们建成名副其实的“学习工厂”。

2.职业学校通过项目拉动，不断改革创新

高职“扩招”和“扩训”带来生源结构的变化，引发高职院校一系列的变革：院校功能从“培育为主”转向“育训结合”；培育目标从学历为主转向学历与非学历结合；培育形式从全日制为主转向全日制与非全日制结合。专业结构越来越对接市场需求。随着专业群的建设和完善，学校的治理结构、组织系统、职业院校的教师、课程、教材及教法等都发生变化。黑龙江农业职业技术学院实行农闲以专业理论教学为主、农忙以生产实践教学为主的季节循环交替式教学组织模式，使教学与农业生产紧密结合。

1+X证书制度倒逼职业院校在人才培养目标、培养规格和培养标准上做新调整；在专业、课程、教师、基地、教材和教法方面融入新内容、新工艺和新方法；在产教融合、企校合作和双元育人方面探索了新路径；在治理结构、管理能力、信息技术和实践教学方面有新提升和新探索。辽宁城市建设职业技术学院房产与工程管理系根据BIM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制度试点要求，修订人才培养方案，开展以一体化项目课程改革和学习型课堂改革为代表的高效课堂建设。

 “双高计划”是新时代高职发展重要机遇。197所首轮“双高计划”建设单位是新时代职业教育改革的“先锋队”。他们改革人才培养培训模式，把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融入教学；要以技术技能积累为纽带，以体制机制创新为重点，搭平台、建机制、定制度；把专业群建设上升到质量发展、 特色发展和品牌发展的战略高度；加快人事制度改革，激发广大教师主动参与“三教”改革的积极性；建立协同推进机制，国家、地方和学校同频共振，各级相关部门要加强政策支持和经费保障，优化改革发展环境，把企业和其他社会力量融入高职教育人才培养环节，使高职教育朝着多元化方向发展。天津职业大学加强技术技能积累和创新，建设集人才培养、团队建设、技术研发和服务、技能传承与创新、智库咨询于一体的技术技能创新服务平台，破解高职发展瓶颈，实现学校教学和企业生产的双向提振。

“三教改革”是职业院校提升质量的突破口。职业院校以机制改革为动力，调动教师参与“三教改革”积极性；倡导活页化和工作手册式的教材；以课堂革命为核心，以能力提升为支柱，培养学生综合职业能力。金华职业技术学院创新“三教改革”模式，实行标准、技术和创新为引领，德技、赛教、专创融合的“三引领、三融合”人才培养方式改革。

建立国家资历框架制度是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重要内容。广东开放大学等多单位联合研发了广东终身教育资历框架，制定地方标准，建立资历框架信息系统。该资历框架的研究与首发，是多方协同、深度参与协同创新的成果，为建立国家资历框架提供实践经验。  

项目管理是我国职业教育治理的手段之一，是协同共治的有力载体。这种方式有利于“集中力量办大事”，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有利于改革的深化。经过多年的发展，我国职业教育治理已经形成了以项目驱动为主的三级多元的职业教育协同共治模式。协同治理的主体包括政府、学校、行业、企业和社会组织，协同层次自上而下囊括中央政府、中央各部委、地方党委政府，地方教育以及相关职能部门、学校和企业等。各层级和主体以项目为载体，同心、同力、同向同行，通过联动、互动、耦合、嵌入、沟通和融合等机制，形成了同层协同、异层协同和综合协同的协同共治模式。以项目为载体的职业教育协同共治体系为职业教育改革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撑，是职业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完善的重要举措，为职业教育现代化建设奠定基础。但是协同共治需要分工与合作，不可避免地会出现部门之间管理界限不清，相互推诿，相互博弈的现象；项目管理中“量化”“择优”和“时限”的要求带来的“专款专用”的束缚、职业院校发展的“马太效应”和“项目断裂”等问题。因此，职业教育协同治理还处于探索阶段，未来之路任重道远，在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还有待进一步研究。全国职业教育大会的召开，标志着职业教育站在又一个新起点上。各部委、各省、各校要以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为指引，将职业教育推向新的发展阶段。